| 方志與家譜之比較 | |
| 發布日期：2019/7/25 15:24:13 | |
方志與家譜，在中華民族歷史文化的殿堂里，相互輝映，互相滲透，有著許多共同的特性。
連續性 方志與家譜，都是代代相傳，連續不斷。方志一般是由地方長官主持撰寫的，一代又一代的地方官僚，為了加強統治，積極編修方志，后任長官往往按照前任的志書體例，繼續編修，使志書呈現連續的特點。清代雍正皇帝，不僅下令各地設立志局專事修志，而且下令各省、府、州、縣志60年纂修一次。即使到了民國時代，南京政府也曾作了省志30年一修，縣志15年一修的規定。如湖北省先后修過7次通志，第一次是嘉靖元年薛綱纂修《湖廣圖經志書》，第二次是萬歷十九年徐學謨纂修《湖廣總志》，第三次是康熙二十三年徐國相等修《湖廣通志》，第四次是雍正五十一年邁柱修等纂《湖廣通志》，第五次是嘉慶九年吳熊修纂《湖廣通志》，第六次是光緒元年洪良品纂《湖廣通志志存》，第七次是民國年間纂《湖北通志》，平均大約30年一修，內容均有連續性。家譜一般是由族長主持修訂的，后任族長往往根據前修家譜的體例、內容，進行續修，在世系列表、家族遷徙、人口興替等方面更顯示了代代相傳的特性。如反映李鴻章家族歷史的《合肥李氏宗譜》先后修過五次：創修嘉慶十四年，道光九年、二十四年，同治年再修，民國十四年五修，平均約30年一修。李氏家譜不僅內容上連續，而且在體例上也一如舊例。
時代性 這可以說是由連續性延伸出來的特性。方志、家譜續修時，記述的內容一般以上屆修志修譜的下限開始，按照體例增加各種現狀資料，實際上就是當代人記述當代事，內容上有鮮明的時代特征。現狀資料主要依靠實地采訪、調查，并且還需要依靠各部門或各家族成員提供素材，然后進行整理編輯而成。
資料性 方志記述的是一個地區的信息，家譜記載的是一個家族的信息，因此它們都具有很高的資料價值。特別是方志，既有人文資料，又有自然資料，涵蓋了一個區域的方方面面。如康熙二十九年頒布《河南巡撫通飭修志牌照》，所列搜集資料范圍的綱目十分廣泛：總圖、沿革、天文、四至、建置、河防、鄉村、集鎮、公署、橋梁、倉庫、社學、街巷、坊第、山川、古跡、風俗、土產、陵墓、寺觀、賦稅、職官、人物、流寓、孝義、烈女、隱逸、方技、藝文、災祥、雜志等，幾乎無所不包。至于譜牒的資料性，梁啟超在他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中指出：“欲考族制組織法，欲考各時代各地方婚姻平均年齡、平均壽數，欲考父母兩系遺傳，欲考男女兩性比例，欲考出生率與死亡率之比較……等等無數問題，除于族譜、家譜外，更無他途可以得資料。”可見譜牒的資料價值在許多方面是其他史書所不能替代的。
服務性 歷代統治者十分重視方志的纂修，其目的是為自己的政治經濟服務。古人云“治天下以史為鑒，治地方以志為鑒”，地方志在當時的功用，可歸納為：一、巨細無遺，以為國史要刪；二、明察興亡，以立施政大綱；三、備載萬物，以籌國計民生；四、登列丁畝，以定一方賦稅；五、博采風情，以利因地制宜；六、彰善痹惡，以裨社會風教。方志“存史”、“資治”、“教化”的功能是十分明顯的。同樣，家譜中所宣揚的“恩榮”、“忠孝”、“烈女”、“貞女”等內容，是歷代統治者樹立封建道德的風尚和偶像，其目的是利用家譜起到維護封建統治的作用。
比較方志與家譜，它們之間有著許多共同的特性，區別也是十分明顯的。方志記載的是一個區域的有關資料，家譜記載的是一個家族的有關資料，也就是說，方志反映的是一個面，家譜反映的是一條線。由此產生了諸多的區別。就記載的內容而言，方志要廣泛得多，家譜要窄得多。就記述的體例比較，地方志反映一個區域天文、地理，旁及社會、自然，并且逐步形成了以類系事，采用志、記、傳、圖、表、錄多種體裁的編寫方法，即所謂方志體例。家譜逐步形成的體例包括譜序、譜例、世系圖、世系錄、先世考辨等五項內容。后來家譜記事范圍受方志、史書影響，增加了科舉、祠堂、墓志、仕宦、傳記、行狀、藝文、年表等內容，差不多成為家族的百科全書。方志與家譜還有一個不同之處。方志可以流通，定稿刻印對外發行，而家譜則“秘不示人”。 |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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